从巴蜀的巴蜀到中国的巴蜀

先秦时期，巴蜀地区在地理上与中原脱节，由于秦岭、大巴山、米仓山系的阻隔，使它自成一个单元。在政治上，巴蜀也基本是自成单位的。虽然在夏、商时代，巴蜀与中原有这样那样的和战关系，西周时代巴蜀也是周王室册封的诸侯，但“有周之世，限以秦、巴，（蜀）虽奉王职，不得与春秋盟会，君长莫同书轨”，巴则因“楚主夏盟，秦擅西土，巴国分远，故于盟会希”，均与中原缺乏经常的政治联系，不能在政治上与中原同步演进。战国前期，当中原列国纷纷掀起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之时，西方的秦国起而响应，虽加入较晚，却后来居上，变法更加彻底，又积极参与中国诸侯之政，文化上则采取开放政策，吸纳、延请三晋纵横家和法家知名人物入秦主持变法，“移风易俗”，以与中原诸夏所奉行的儒家学说相抗衡，结果是政治上与中原充分融为一体，文化上更加强了同中原的交流和融会。南方的楚国、东方的吴国和越国，也在政治上积极参与诸侯争霸，文化上以老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应运而生，与齐鲁儒家、秦晋法家和纵横家等分庭抗礼，遂成百家争鸣之局，并在这一动态局面中与中原融为一体。唯有巴蜀，僻在西南，为“戎狄之长”，不与中原之政，不参与中原列国轰轰烈烈的变法潮流，又不与中原学术，不参与百家争鸣。这两大特点，说明了巴蜀与中原相隔绝的事实。

巴蜀自古有其国家组织，控制资源，掌握军队，维护王权，其政治势力主要是向西南大力伸张；又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分子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字系统，物质文明也取得极大进步。但由于政治上与中原之政脱节，不在中原政治经济大变革的连锁反应圈以内，所以墨守陈规，不能在文化上取得突破，更不能对传统习俗提出质疑，又遑论超越。

秦灭巴蜀，设置郡县，是巴蜀与中原密切联系的转机。但是，秦灭巴蜀的时代，正是秦的法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走向野蛮化的时代。如果说，商鞅时代秦还允许一点学术和思想自由，允许儒法之争存在的话，那么，到秦惠王、秦昭王尤其秦始皇时代，这一点点自由的学术和思想空间已被完全窒息。秦任刑罚，民以吏为师，不允许自由的学术环境存在。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，巴蜀不但没有产生出思想家，反而发扬了神圣的宗教传统，政治经济上虽然被纳入秦的势力范围之内，然而文化上却仍然在中原之外，两者出现了明显的脱节。

巴蜀真正融入中华是在汉代。汉兴，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，文化上允许百家共存，惠帝时“除挟书之律”，自此才有思想家、文学家的出现。

汉代巴蜀学者著书立说，均为私家著述，这是巴蜀文化汉化的重要标志。这一现象说明，汉代巴蜀文化的转型，不但已经超越了文化认同的阶段，还进一步发展到了文化自觉的阶段，从意识深处已认为自身是汉文化圈中当然的一员。其政治与文化背景有四：首先是巴蜀在政治上为汉高祖“帝业所兴”之地。高祖五年，汉军中的大批巴蜀士卒罢兵回家，成为巴蜀各地的大姓望族，加深了巴蜀对汉王朝的政治向心力；第二是汉王朝放宽思想禁锢，允许百家存在，武帝时虽独尊儒术，但百家之术仍在天下郡国有不同程度地发展，巴蜀则突出发展了道家学术和易学；第三是汉王朝吸收天下精英入朝为官，既加强了汉王朝的中央集权，提高了汉王朝认识处理天下郡国各类事物的能力和水平，又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全国各地的文化和感情联系，巴蜀地区的精英人物如司马相如、落下闳、王褒、扬雄等均在京师任为朝官，在文化上、思想上、感情上保持并维持着巴蜀与京师的各种联系；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汉景、武之间，蜀郡守经文翁在成都兴办学堂，改造了巴蜀的“蛮夷之风”，使巴蜀逐步从对中原的文化认同转变为文化自觉，最终超越了神圣传统，在思想上、文化上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。